谁是新时期祁红产业发展的中坚？ 

有一种态度叫“罔顾事实”，有一种手段叫“移花接木”。

最近，有人发出这样的言论，将祁红非遗传承作了这样的链接：“传承与创新，正是这份高香传奇得以延绵至今的根本所在。从胡元龙、余干臣等彼时先贤到以吴觉农、胡浩川、冯绍裘、庄晚芳等为代表的复兴中坚们……再到现在以xxx、xxx、xxx（为尊重个人，就不在此重复点明了）等为代表的祁红非遗技艺传承者……正是因为这几代人一直以来的孜孜追求与不懈努力，祁门红茶才会在过去140余年的岁月之流中，以及现在，和未来的时光里，一直绽放着耀眼光彩”（原文如此） 这段话的前半部分重复了业内的共识，说得没错，而后半部分，话锋一转，将这三位与前述先贤相提并论，意欲何为，耐人寻味。

我们无意对具体的个人进行褒贬，只想本着对地方史负责、对祁红产业发展负责、对祁红非遗传承负责的精神，简要地回顾一下国家改革开放前后祁红产业发展的历程，从而让关注此事的人士自己去作一个明辨是非的判断。

众所周知，自新中国成立始，祁红的生产和经营就被纳入了计划经济的轨道，在统购统销政策的支持下，国有祁门茶厂承担了全县祁红生产的重任，各乡加工的毛茶均需交售给国有茶厂，由国有茶厂进行精制加工并由国家有关部门统一销售。那种不愁原料、不愁销路的生产和经营模式，成就了祁红产业一段刻骨铭心的“火红年代”。对这一段历史，冯达人先生在《祁门茶厂50年》一文中有过详尽的叙述。

这位与胡浩川、冯绍裘、徐楚生、汪瑞琦等业界大师有过近距离接触或共过事的祁门茶厂技术干部、原厂党委副书记，以对自己生活和工作了几十年的企业怀有的深厚感情将其所知的茶厂历史沿革，根据本人的亲历亲见一 一据实记录，有时间、有人物、有过程、有数据，详实可信，是一份难得的祁红史料。在这份资料中，我们看到：祁门茶厂是从原祁门茶业改良场改制分离出来、专事祁红生产加工的大型地方国有企业，从成立之初，就全面主导了祁红的生产和经营，许多具体的发展举措，包括厂房建设、设备更新、人事安排、生产计划等都是按照政府的计划和部署展开的。因此，这一时期祁红产业出现的兴盛和辉煌，主要归功于广大干部、技术人员和职工所作出的集体性贡献。

不可否认的是，计划经济的最大缺陷是运行机制教条化，奉行分工明确，按部就班的管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干部、职工的主观能动性。在这种产业环境下，想要成为全面掌握祁红制作知识和技艺的业界专家，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值得冯先生回忆和推崇的，也只有从原祁门茶业改良场高级技术人员培训班走出的两位业界大师。一位是担任过茶厂技术副厂长的汪瑞琦先生，他是祁红鲜叶分级的制定者、是祁红礼茶的组织创制者。而且，他首创的密码评茶法因保证了茶叶审评中的客观与公正，因而得到了著名茶学教授陈椽和前苏联专家的肯定与好评。另一位是陈季良先生，他也曾担任过该厂的技术副厂长，其在茶树栽培、茶叶制作和审评方面的造诣得到业内公认，他编撰修订的多种茶学专著曾被安徽农学院及屯溪茶校作为教材使用。另外，冯先生本人也是一位业内资深专家，从他的从业资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和胡浩川、冯绍裘、徐楚生、汪瑞琦等大师一起，参与了前苏联专家所开展的祁红制作科研试验）上看，将他称之为祁红传承的中坚，倒是不为过的。

在这篇史料性的文章中，冯先生还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国家改革茶叶流通体制，实现多渠道经营，改变了祁红独家经营的局面，全县乡村精制厂到1988年增加到12家。”事实也是如此，这一时期，祁红、金字牌、小路口等祁红产区的乡镇为发展集体经济，相继开办了红茶厂，产量逐年上升，占据了祁红产业的半壁江山。而此时的祁门茶厂，国企的那种船大难掉头、经营机制僵化的种种弊端暴露无遗，使其在改革的路上举步维艰，原料收购量以每年500吨左右的幅度递减，到了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终于走到了破产的尽头。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一项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产业是不会以一个企业的倒下而没落的，只要有市场，只要还能产生经济效益，就一定会有人挺身而出，以修复和振兴产业为己任。在国家富民政策的鼓励下，一批敢为人先的个体工商业者，抓住机遇，迅速进入祁红生产经营领域。有了民营资本的注入，祁红产业才在国有和集体茶厂退出后又焕发了出蓬勃生机。

这些创业者们认真钻研和掌握祁红制作工艺，刻苦学习和了解有关提高祁红品质的关键技术和方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生产出了适销对路的产品，填补了市场空间；

他们加大投入，扩大产能，狠抓管理，寻求突破，做大企业规模，在政府的指导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你追我赶，不断夯实了产业基础；

他们勇于工艺改进和创新，在秉承传统制作技艺的基础上，紧跟市场需求，研制和加工出了具有祁红传统风味、深受消费者欢迎的祁红皇茶、祁红香螺、祁红眉茶、祁红毛峰等一批祁红新品；

一些龙头茶企落实国家有关食品安全卫生质量的要求，通过各种方式自建生态茶园，力求茶叶原料生产的标准化和有机化，从源头抓好祁红品质和质量的提升；

各家企业都注重了品牌建设，利用各种机会和方式，结合茶文化的传播，在努力扩大祁门红茶市场的同时，做响自有品牌、做强区域公用品牌；

他们以祁门红茶协会为平台，自觉接受政府部门的指导和监管，加强交流，加强行业自律，共同维护合法权益，提高行业创新能力。

正是政府的指导、扶持和一批民营企业家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县才连续三年跻身“全国重点产茶县”，祁门红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才能达到24.26亿元，祁红产业才迎来了又一个百花齐放的春天。到2015年，全县实现红茶产量4720吨、加工产值8.1亿元，就是最好的说明。

可以说，这是一个群雄并起的时代，是一个既相互竞争，又共同成长的时代。一批既懂得祁红加工制作、懂得茶叶营销和市场推广，又对祁红文化有着深刻理解的专家级祁红茶人在竞争中迅速成长起来，他们才是经过长期历练的业内精英。我们只有把对祁红产业发展的贡献率放在第一位来考量，才能对这一时期的祁红产业发展历史及业界代表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祁红产业的延续和发展，哪里还谈得上祁红非遗项目的保护和传承？

而且，任何非遗项目的显要特征就在于它们的乡土性和民间性，只有根植于民间的传统技艺才有被保护、被传承的价值，包括祁红制作技艺在内的一切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口头文学、表演艺术、民俗仪式和制作技艺都是如此。祁红的传统制作本来就形成于民间、传承于民间。在祁红加工长达近百年的创制、改进史中，祁红产区的茶商、茶工、茶农从来就没有失去对祁红加工制作的热情，始终延续着对此项技艺的传授和传承，并随着市场的需要改进着操作技艺和生产方式。他们的聪明才智和辛勤汗水，才使得这项技艺日臻成熟并代代相传。

那种认为只有在正规的工厂里才能培育出传统技艺的代表人物、没有了国企厂的“保密”技术就做不好祁红的观点是十分片面的，可笑的。一个事实是，在国企破产后，祁红产业经过改革的阵痛，最终从低谷中走了出来，获得了“凤凰涅槃”似的新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草根创业者们坚韧不拔的努力，是他们孜孜不倦的追求和付出。反观那些被套上“代表人物”光环的原国企职工，彼时却正为生活所迫，在各民企或远赴江浙一带打工，对祁红产业的复苏和振兴，即使有过一些作用，也是被动的、消极的。

我们尊重国企职工的个人品质和奉献精神，却并不等于认同他们的业界代表地位。这是因为，一、由于他们长期处于体制内，虽然都勤勤恳恳地忠于本职，但各干一行，各有所长，特定的岗位使他们的专业技能和视野受到了局限；二、在国企破产、祁红产业处于低谷时，他们或处在下岗状态，或作为技术人员被民营茶企聘用，是民营茶企为他们提供了生存及发展的平台；三、同样的背景下，几位和他们一样从国企下岗的同事，以破釜沉舟的勇气为重振祁红事业而走上了创业的道路，并取得了成功。两厢比较，就不难看出，谁才是祁红产业发展的正能量？

通过上面的回顾，我们可以坦率地说，公认的行业引领者只能在产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来评判、来考察，来产生，只要真为祁红产业的发展、为祁红传统制作技艺的传承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有过出类拔萃的表现，那么，即使与吴觉农、胡浩川等大师有一定的差距，从产业发展和非遗传承的需要出发，适当地进行拔高宣传，也无可厚非，是能得到业内理解的。而那种商业噱头式的自我标榜和包装，不仅会掩盖祁红发展的历史真实，也会伤害业内同仁的感情，对祁红的非遗传承带来不利影响，肯定得不到大家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