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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 世 英 豪
来源 : | 浏览量: 1253| 发布时间: 2015-08-27

 

祁门红茶创始于1875(光绪元年),这是业内绝大多数人的共识。有记载为:“光绪元、二年,因绿茶销路不旺,(胡元龙)特考察制造红茶之法……改制红茶”。 是什么原因造成当时的绿茶销路不旺?为什么是胡元龙和为什么是在那个时间节点上促使祁门红茶横空而出?对这未见史料详述的疑问,似乎还没有人给出明确的答案。近读金志来先生《曾国藩在祁门》一文,从中寻踪觅迹,对以上问题最终得出合理解释有了一种撩云拨雾的感觉,在此不怕贻笑大方,提出来以求教于祁红文化的专家,抑或存此一说待考。

据该文叙述,咸丰十年至十一年间,为剿灭太平军对江南一带的进犯,曾国藩领命率湘军挥师东南,麾下各部分别从安庆、湖口和郴州向皖南进发。经过深思熟虑,曾国藩综合各种因素,决定将行辕和两江总督府选择设在祁门。从当时的战场形势看,两军的对垒与搏杀基本都发生在祁门的外围,即安庆、徽州(府)、宁国、南陵一带,最近处虽直抵休宁,但作为军事指挥中心所在的祁门,湘军不惜严防死守,在祁门东北面的榉根岭、赤岭、大洪岭和黟县羊栈岭、桐林岭驻军扎哨,形成一个点、线结合的弧形防区,确保了祁门地界无战事。在金志来先生为我们描画出的战争路线示意图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几点启示:一、湘军与太平军以皖南为战场,反复拉锯,大大小小战斗几十场,唯一未受战事侵扰、相对安宁的地方也只有湘军的大本营——祁门了;二、曾国藩对祁门的防守,重点在东北一线。独独在西南一隅留下一个口子,用于湘军进出和军需、军粮的补给通道。他对背靠江西,是放心的。三、两军对垒,所到之处,生灵涂炭,百业俱废。商贾贩夫,闻风丧胆,避之不及;皖南一片,正常的生产和商业活动不可避免地遭受了重创。

这就给祁门红茶的创制创造了一种历史的、独特的、不期而遇的机会。战争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生态平衡和持续一贯的生产、生活秩序。由于受到湘军的保护,身处战争漩涡的祁门百姓对战乱造成的经济失衡感受不深,正常的农事活动还在继续,对可能发生的市场变化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又由于皖南地处吴头楚尾,山高路远,交通不便,音信阻塞。待有战事平息的消息传来,对东南方向的江浙及北方的客商来说,在社会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遥望祁门,只能是心有余悸,顾虑重重,裹足不前。一边是依然故我,按部就班;一边则是避害趋利,另寻商机。产区与销区的这种信息不对称和供需脱节,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祁门的绿茶大量积压、茶价下跌、销路不畅,祁门茶叶经济一蹶不振也就在所难免了。即使硝烟散去,市场的不景气不是说恢复就恢复的。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路是人趟出来的。历史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了胡元龙的身上。为什么?因为只有他具备了创制祁红的几个条件:1.有实力。元龙淡泊名利,推崇实业,早在咸丰四年18岁时,就立下“垦荒山千亩遍植茶竹松杉而备国家之用;筑土屋五间广藏诗书耒稆以供儿孙读耕”的人生志向,在其父的支持下,购得并垦植荒山五千余亩。经过数年的惨淡经营,山上遍生茶叶、油茶、毛竹、松杉,家中建有茶号、油榨坊。到了同治年间,还拥有了四座瓷土矿(厂),更是给他带来巨大的财富;2.有见识:元龙自幼入塾,断字习文,博读经史,文武兼备,是名闻四乡的儒绅。这样的人从业经商,眼光自与一般人不同。他绝不会安于做一个足不出户的作坊主和坐商。对事业的追求决定了他必然会游走各大商埠,以商会友、为茶寻缘。行走于江湖间,他的视野、胆识、经验都会有极大的开拓,对红茶的加工、品鉴和市场恐早已有所见闻;3.有担当。作为富甲一方的茶商,元龙自然而然地成为地方经济的领头羊,他对战争造成的经济萧条给地方人民带来的困苦,比之他人更多一份切肤之痛,他不会也不可能坐以待毙。何况有那么多的乡邻还指望着他找到一条摆脱困境的路子;4.最重要的是,有天时地利:天时就是战争留下的商业空白需要填补。地利则是曾国藩予以重点保护的皖赣之间的水陆交通。(特别说明:祁门边民与江西的各种联系一直比较紧密,祁门西南的部分地域就是唐永泰二年从江西浮梁析出的,“浮梁买茶”中所指的浮梁就包括了祁门的一部。祁门西南的乡民与接壤的浮梁、婺源等地人氏通婚、通俗、通业是很正常的现象。祁门人到景德镇、南昌谋生、经商、置业也很平常。凡活跃在江西地面的徽商,十有八九是祁门人。这也就合理解释了胡元龙从江西宁州请来技师指导祁红试制的缘由,同时也为早期红茶制作方式传入祁门指出了一条令人信服的路径,即:先闽红、后宁红、再祁红,而非某些人主观臆断的那样,闽红为祁红唯一的、直接的宗传。)

如果说以上几点还不足以让元龙下定决心来试制红茶的话,那么,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可以促使他早作决断,那就是:战后市场的倒逼功能随着社会局势的变化发生了作用。我们不妨将咸丰十年到光绪初年的十几年分成几个时段:一是狼烟四起的战争期,这个时期,战事连连,人心惶惶。不要说普通百姓,就是这场战争的主导人物曾国藩,也免不了心中无底,对战事的走向、发展和结局并没有十分明了的判断。他在咸丰十年十二月十八日的日记里就写到:“不知大乱何日可平,又不知安庆、枞阳日内支得住否,寸心悬悬不已……”。这前后两三年内,外地茶商是不可能冒着生命的危险到祁门来收购绿茶的。二是度尽劫波的战后恢复期,这个时期,湘军北上,皖南渐归平静,社会生活开始步入常轨。但战争的阴影并没有完全消褪,反映在生产和商贸活动上,就是外地的客商明显减少,绿茶滞销的状况改变缓慢。三是同治中兴带来的修生养息期。这一时期,得益于清政府与英法媾和,太平军之乱基本被镇压,国内出现了短暂的、表面的和平与复兴。朝廷顺势,名臣辅佑,百姓勤耕,百业待兴,商业贸易渐渐活跃起来。这么一段难得的安宁期,对祁门红茶的创制来说,从犹豫观望到认清形势、跃跃欲试,再到照图画瓢、延师指教、反复改进,最后到产品定型、找到销路和形成产业,时间是足够的,可能性也是极大的。有意思的是,就在祁红创制成功不久的1880年,恩格斯写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内中的一段话,就好像是为祁红的问世作了个理论上的注脚。他说: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他把这种阐释归纳成一句话:产品支配着生产者。而我们知道,进入交换领域的产品就是商品。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为什么祁红一旦试制成功,便一改坐等茶商上门采购的被动局面,全部运至外埠由外商悉数收购,成了专供出口的商品。乃至于祁门的茶农、茶工甚至茶客、茶商,反而就只能“望红止渴”了。

由此,我们说祁门红茶是应运而生的乱世英豪,是在战后经济复苏时期诞生的红粉佳人,并非毫无根据,情理上完全站得住脚。祁红茶人要做的,就是要在几近湮灭的地方史料中,寻找出能为之佐证的蛛丝马迹,以厘清历史的真实。前些日,《今日祁门》载方兆祉、胡天锡、徐敬业等人所作“胡元龙是祁红创始人早有定论”一文,文中引民国郑恭《杂记·祁门红茶源流》文,认为“胡元龙创制祁红的时间……恰为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时局动荡,祁门一带战火纷飞,祁红最初的创制过程自然举步维艰……”,先于本文提出了“祁红的初创始于太平天国时期”的观点,本文就是对这一观点的坚定赞同和支持,也望有识之士不为旁门邪说所惑,捍卫祁红先人苦心孤诣为后人创下的这份遗泽。

                  ·方建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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